我那时虽没炼功，可看到镇政府人员不断到我家，劝说不让炼，他们找不到什么理由，只有一句话“政府不让炼”。那时镇委三人及派出所三个警察负责监控我家。这样这些人整天出出进进，不给我们安宁。
早上有炼功的来我家，他们那些人便在院内院外监视着。一直到7月19日晚，我在娘家刚睡下，便听到砸门声，哥便过来叫我，说是单位找我，我穿好衣服便去了单位（我那时已怀孕六个月）。两个单位领导都在，说镇委让我回婆家一趟。我回家一看，大门被推翻在地，婆婆在屋里吓的直哭，公公、大哥、大嫂都被抓到了镇上，只有婆婆、小姑和大哥的两个小孩在家。大哥家和我家站满了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人，原来他们是爬墙进来的，又把大门推倒踩着门进来的。
婆婆只好锁上防盗门，在屋里吓的直发抖。我刚想安慰一下婆婆，这时计生办主任领一帮人踩着门进来了，高举一手臂让我们揭批法轮功。我一看就很象在电影电视上看到的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
我的单位领导人一看这样便领我回单位先避一避。后来镇委又逼迫领导和几个同事整天在我家门口陪同他们监视我与婆婆。这样在7月25日在娘家哥哥的要求下，把我领回了娘家。单位每天派两个同事陪着我（其实是监控）。7月26日我丈夫见自己家不能回（家门口一直停着车守着人），便来到我娘家想知道我的情况，不一会教委来了三人把他接走了。期间我还被勒索1500元，说是陪同人员的生活费。回学校后教委又索要300元，说是在我家监视人员的生活费，没有开收据。大伯哥、大嫂、公公这次都是交了“罚款”才回家的。大哥5000元，大嫂60元，公公60元。这次镇政府人员与派出所人员对我家的迫害过程中：白天在街上打牌、睡觉、晚上半夜敲、摔车门、按车啦叭，那是很惊吓人的。7.20以后，我被迫下岗。
1999年12月27日，我们一家六口为了说一下得法后的真实体会，依宪法赋于我们的权利去北京上访，向那儿的政府官员反映真实情况，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什么呢？
一、 我丈夫遭受迫害的过程
丈夫在北京天安门被恶警用（如附图所示）形状的铁器打两颊，打的两颊青紫，两眼窝黑紫，眯成一条缝，嘴不能张。后被送往驻京办非法关押，办事处人员用纸卷的很硬的筒又打他脸，并搜去200多元钱，把他与一女同修铐在一起，不准坐下，半蹲着。没有饭，水，不准大小便。他还看到一老年同修被他们毒打。
他在看守所非法关押一月，在那吃不饱，还被逼给那些犯人洗衣服，内裤、袜子，还遭他们毒打，不让炼功。他在那听到坊子看守所人员逼迫一学员吃屎喝尿。丈夫农历22日被无罪释放后，又被单位非法关押到年底。单位主任吩咐看门人一天给他一个馒头吃，大小便在屋里，看门人说：“一天一个馒头哪行啊，一天三个吧。”丈夫只来家过了一个年。正月初四又被关到单位。
2000年两会期间又被非法关押在单位一间屋内，轮流看管。
2000年农历2月我们全家被劫持到镇司法所，丈夫、婆婆、大哥、大嫂都遭到了毒打，大嫂一个月没恢复过来，上厕所需要搀着，大哥至今小腿部都有硬块，丈夫手上被打的几个月才恢复。
那时我的孩子才三个多月，我三天没有饭吃，没有奶，孩子饿的直哭。第四天镇委人员一看孩子不行了，脸发青，头发直落，便说：“孩子不行了。”才把我送回娘家。
2000年3月丈夫与大嫂又被非法拘留15天，并罚干体力活（扛包、翻晒粮、磨面等）。4月初从拘留所无罪释放后又被非法关在司法所，又被单位接回非法关押数日。
上班后在后勤干杂活，浇花草、修房屋、铺路等，一直没有工资。
二、 我虽然没有真正修炼，但我看过《转法轮》，一家人的和睦和一家人的身体健康使我相信大法是被诬陷的、被冤枉的。所以在1999年12月27日，我抱着刚出生30天的儿子，毅然去北京信访局说句真话。那时我不会炼功，但我有对大法的正信。可一到信访局，离我想象的差的面目皆非。信访局门外一大群人，起先我以为也是来上访的，其实不是。那些面目长的很凶，原来是各地派来等截大法弟子的。我不时看到一边有挨打的善良人。我被推到一辆车上，一上车便有两个小伙子上前翻钱，把外口袋的200多元都翻去了。其中一人打了我两耳光，把我送到信访局旁边宾馆，由市信访局的人员看管我。他表面对我很好，还让我教他炼功，我说不会。他说他也在看大法书，并说：“你把值钱的东西藏一藏，他们太坏了，脱光衣服搜。”我一看没地方藏，便委托他保管1900元和一套《转法轮》和炼功带。他欣然答应，并让我留下地址，回家后他给我送去（结果回来后找不到他，他是通过这方式骗钱的。）晚上派出所副所长、镇副书记等人来到宾馆。第二天早晨拉着我和孩子到驻京办找到我丈夫（当时丈夫被打的镇上人都认不出他来）。把我们拉回来。丈夫被关到看守所，我被关到镇派出所。婆婆在那已被关了两天。原来她是与我丈夫一起走的，她在某地便被截住，我丈夫一人去了北京。她被截回来后便被铐在派出所临街的铁栏上，在过往行人面前羞辱她。
后我娘家在派出所的威逼下交了2000元钱，写了“担保书”才把我领回娘家。大哥又与婆婆被关在一起，恶警还要勒索钱财，大哥说快过年了，粮食也卖不出去了，没钱。恶警无耻地说：200元也行。大哥说没有。一个多月后，他们两人才被放出家。
从1999年4月开始我家从没过过一天安宁日子，我丈夫隔三差五地被关，孩子一直由我一人带，生活全无来源，婆婆、嫂子只好到集上捡人家丢弃的菜叶或到地里挖野菜吃。
后来由于恶人的不断骚扰抓捕，我夫妻二人只得撇下一岁多的儿子在家，我们被逼迫流离至今。
我呼吁全世界所有有正义感的人，一起来抵制这残暴的流氓集团。我们都应该幸福详和地生活。
转载自明慧网 200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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